一、什麽是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在西元前2世紀至19世紀中後期蒸汽動力取代風帆動力前的漫長時段裡，古代人們借助季風與洋流等自然條件，利用傳統航海技術溝通世界中低緯度主要海域及沿海地帶，開展多領域交流的海路網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以“絲綢之路”為詞源，以“海上”界定其分佈範圍與交通形式的組合名詞。“絲綢之路”，源于古希臘地理著述，指向一條由古希臘地理學家馬利奴斯記錄的從幼發拉底河向東通往賽裡斯國的商路。19世紀中葉，英國地理學家亨利•玉爾記錄並考證了這條商路。之後，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1877）中賦予了這條商路一個更為形象的名詞，即“絲綢之路（Seidenstrasse）”，並因瑞典學者斯文•赫定的暢銷書《絲綢之路》而得到廣泛傳播。
20世紀初，法國學者沙畹將絲路概念進行了擴展，指出“絲路有陸、海兩道。北道出康居，南道為印度諸港之海道”。此後伯希和、季羨林等人又在各自的論著中提及或考證了中國至印度的海運路線。進入20世紀60年代，日本學界對於以中國為產品輸出地的海上陶瓷貿易的系列研究催生了“海上絲綢之路”名稱的產生。從研究所關注的主要貿易貨品——瓷器來看，海上絲綢之路只是借用了“絲綢之路”的象徵意義。至1974年，中國學者饒宗頤在其《蜀布與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的附論中則以“海道之絲路”的名義論述了中國絲綢的外運的路線，這與季羨林早年所論中國蠶絲輸入印度的“南海道”近似。80年代，陳炎則明確以“海上絲綢之路”為物件論述了不同時期中國絲製品通過海路外傳的路線。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空間與時間框架
（一）空間形態
作為一個複合的交通體系，海上絲綢之路東至東亞的日本列島，西達地中海西岸，根據地理空間特質及歷史發展進程，其所涉及的區域大致可分為六大板塊：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地中海，在形態上則具體呈現為一個以重要港口為基礎（如地中海板塊的亞歷山大、貝魯特和伊斯坦布爾，東非板塊的摩加迪休、蒙巴薩和基爾瓦，西亞板塊的霍爾木茲、亞丁，南亞板塊的卡裡庫特、柯欽、坦賈武爾和加勒，東南亞板塊的麻六甲、巴領旁，以及東亞板塊的廣州和寧波等），由連接各港口的眾多航線交織而形成的海路網路。
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的形成與發展，受到地理及相關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與內陸的生產模式以及水系交通密切相關。在其地位形成之後的特定歷史時期內，又會產生時間較長的延續性以及強烈的吸附作用，成為一定時期內的區域貿易集散中心和人文交流前沿。以港口為核心，以重要水道交通、航海基礎設施為基礎，結合海上貿易品的生產設施及/或貿易和人文交流活動相關產物在內的整個廣闊區域，成為構成海上絲綢之路整體形態最重要的節點片區（nodes）。
海上絲綢之路的整個交流網路中，有一些節點片區，在物資、技術、人口、購買力等方面為跨板塊的航行提供了尤其重要的支撐和保障，這些節點的地理分佈也相對比較集中，其所連接的區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商貿、文化、技術交流的核心地區，同時它們也是這些交流的物化見證分佈最密集的區域。在世界遺產的框架下，我們可以認為，這些“交流活躍區”（spheres of active interaction）是海上絲綢之路獨特價值最重要、最典型的載體。
（二）時間框架
西元前2世紀之前，各個板塊內部及一些相鄰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海上貿易交往。到西元前2世紀左右，隨著各條線路的發展，商業規模的擴大，可以認為，連接各大板塊的海上絲綢之路正式形成。而在其長達兩千年的歷史中，海上絲綢之路又呈現出特徵鮮明的四個主要時期。
第一個時期（西元前2世紀到6世紀末）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肇始期。隨著對季風規律的掌握，此前地區性的貿易網路相互聯繫，初步形成全球的貿易體系，並在此體系之上帶動了人員與宗教的交流。貨物方面，西方的羅馬金幣和東方的絲綢，是這一交往體系中最具代表性的物品。文化方面，基督教從地中海傳播至南亞，佛教則從南亞傳播至東南亞和東亞。同時，東南亞的地理位置優勢，使其成為維繫這一全球網路的關鍵紐帶。
第二個時期（西元7世紀初到10世紀末）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成熟期。貿易與文化交流網路進一步體系化發展。貨物交流種類愈發豐富，瓷器開始廣泛出現在沿線各板塊，香料的交易使得東南亞的地位進一步提升。文化方面，中華文明穩定發展，伊斯蘭文明興起，佛教從中國進一步傳播至東亞其他地區。隨著交往的深入，誕生了外國商人社區，穆斯林商人遍佈世界。
第三個時期（西元11世紀初到15世紀中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期。形成了文明間、人群間的多元和諧共處的繁榮景象。大量這一時期沉船遺跡見證著貨物交流的繁榮景象。以宗教傳播帶動的文化交流進一步深入，東南亞、東非伊斯蘭化，後者因海絲而形成了斯瓦希裡族群；印度教的商人和水手在東印度洋地區留下了印度教的宗教與建築遺跡；東亞的朝貢貿易體系成熟，中國政府大力支持海外貿易，鄭和七次下西洋中國商人活躍在東南亞。因海絲形成了以泉州、麻六甲、加勒等為代表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社區。模式。
第四個時期（西元15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後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轉型期繼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以地理大發現和大帆船貿易的開始為起點，以蒸汽輪船的廣泛應用為終點。貨物交流仍以瓷器、香料、胡椒等為主，但貿易主體發生變化，歐洲人開始遍佈海絲沿線，並開啟了從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線。文化層面，天主教隨著歐洲殖民者迅速傳播，在重要交流活躍區中與已經紮根當地的佛教、伊斯蘭教等共存。事實上，這一時期帶有顯著的過渡與轉型特徵，15世紀中期以後，受益於“地理大發現”，西歐的航海家們開啟“大帆船貿易”的序幕，海上絲綢之路不可避免地逐漸擴展為具有真正全球意義的海路網路。交流互動最為活躍、貿易往來最為頻繁的傳統區域逐漸被新興的貿易中心及線路所取代，隨著新航線的拓展和貿易規模的增長，貿易主體和貿易方式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19世紀中後期以後，蒸汽輪船取代木帆船成為海上貿易的主要交通工具。一些歐洲國家在海上貿易線路沿線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廣泛的殖民統治。至此，傳統的海上貿易線路完成了向近代海上貿易線路的過渡。
三、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體繫
在中國廣袤的沿海地區分佈著為數眾多的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物質遺存。由黃渤海、長江流域、東海及臺灣海峽、4南海四個主要交流活躍區構成，與東北亞的日本、朝鮮半島，與東南亞板塊在2000多年的交路互動中形成了密切的商貿、政治、文化宗教的交流體系，共同構成了海上絲綢之路東亞板塊的核心。
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分佈於中國的沿海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九省/市/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海洋文化最重要的見證，是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活躍的航海實踐、繁榮的貨物貿易和廣泛的人文交流在東亞板塊內最典型的物化表現，見證了人類曾經依託海洋走向整體的文明歷程。在這一區域內，由一系列典型的跨海交流史跡所構成的“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史跡”，能夠鮮明地反映中國活躍於海上絲綢之路東方的發展歷程和價值特徵。
海上絲綢之路的遺產類型分成基礎設施、生產類遺存和相關產物類遺存三大類。
（1）基礎設施：包括碼頭，航標（燈塔、作為航標的宗教或其他類型的建築），船塢，倉庫，堡壘，行政管理機構，海事祭祀設施等；
（2）生產設施：包括要貨物生產設施（瓷窯、紡織作坊、手工藝產品作坊、原材料採集與生產場所、貴金屬開採場所等），商貿活動設施（市場、商人居住場所等）；
（3）相關產物類遺存：包括宗教交流遺存（宗教活動場所、墓葬），文化交流遺存，政治與外交交流遺存。
具體而言，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體系中，基礎設施類遺存包括由碼頭和船廠等構成的港航設施遺存，以地方政權宮署、倉儲設施為代表的管理設施遺存，以及海上航行所特有的海神祭祀設施，為古代海上交流所必不可少的物質、技術與精神保障提供了獨特見證；由窯址構成的生產設施類遺存，通過瓷器這一中國在海上絲綢之路代表性出口貨物的生產設施，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商品貿易的繁盛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技術和審美觀念的傳播與交流；由宗教遺存、相關人物墓葬和聚落等構成的產物類遺存則是海上絲綢之路所帶來的密切的貿易、宗教和人文交流的直接產物，反映了海上絲綢之路對人類歷史文明的深遠影響。
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史跡，是古代人民在海上絲綢之路上不畏艱險的探索精神與和平交往、多元共處理念的結晶，見證了海上絲綢之路上歷史悠久、綿延不息的跨海貿易和人員往來，以及由此帶來的宗教、文化、技術等方面的廣泛交流，和中國沿海社會“向海而生”的特殊文化傳統。